那是1982年，一个阴沉的冬日，钱币大的雪花漫天飞撒，铺天盖地，掩盖了我来时的路。茫然站在法尔茅思(Falmouth, 麻省)镇上的汽车总站，孤零零等待去洛根机场(Logan Airport)的巴士，心情跟身边的行李一样沉重。虽然，像这样的远行，已不知多少回了。

而这次是格外的不情愿。眼看圣诞节逼近，我却要撇下三岁的娇儿和有着五个月身孕的爱妻，远赴船上工作。尤其令我忧心的是，妻子在怀孕期间时有流血现象。一想到母子的安危，我的牙关便颤栗得厉害。缩在大衣口袋里的双手早已冻僵，多少心事却随乱雪千回百转。那一刻，有股强烈的冲动在操控我的情感；拦辆出租车折返回家。

回去容易，可谁来供养一家人的衣食呢？现实如此严酷，我没有选择，只能迎着鹅毛大雪，艰难地朝前走，飞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港口（Batton Rouge Port）。我似乎看到，“巴顿”号油轮上飘扬的星条旗在向我招手。

我将与这艘载重七万六千吨的油轮邂遇、相识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作为大副，这是我在埃克森公司（Exxon）的第二份工作。第一份工作也是在一艘油轮上。海员换船是常事，通常一个工会下有几十艘船。只要是在同一个工会属下的公司工作，福利就不会受影响。“巴顿”号即将从巴吞鲁日港口出发，驶往巴拿马港口，载原油返回路易斯安那州。我很期待这次航行，它将徜徉在暖和的加勒比海域。之前，我所工作的船一直在北卡罗来纳的哈特拉斯角海域，漫长的严冬让航海无比沉闷与乏味。

出租车小心翼翼地驶进了巴吞鲁日港口的埃克森炼油厂。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石油王国。从车窗往外看，扑面而来的是一座座圆型油库，无数条粗大的油管伸向远方，参差林立的烟囱里吐出滚滚浓烟，隆隆的蒸汽声和独特的化学气味，弥漫在空气中。

走在“巴顿”号的舷梯上，一边寻思，这里将成为我临时的家。虽然是首次登上巴顿号，此船与其它油轮大同小异，其设施、声音和气味皆悉如故友，有熟门熟路的亲切感；稠黏的石油哼着小曲，欢快地从船上粗壮的软管里奔向岸上油库。原油的气味成了我的新款香水。

当走到舷梯尽头时，一个熟悉的笑容出现在我眼前，弗兰克，我欣喜地叫出来，没错，就是他，那蒜头鼻和头上破旧的水手帽是辨认他的主要特征。与弗兰克相识于１９７７年，我们在另一艘船上共事，那时，他已是一名富有四十年经验的老船员，而我刚刚毕业，分配到船上当三副。除了如何做一名油轮上合格的船员外，他还教给了我很多航海的知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旧金山机场，几杯尊尼获加（Johnny Walker威士忌）之后，他错过了航班。

我被引去船长室，船长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灰胡子拉喳，眼神如钢铁般冷酷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all Holmes)。不是那个著名的霍姆斯诗人，而是霍姆斯船长。私下里，我叫他老奥利。霍姆斯是埃克森公司资格很老，威望极高的船长。他从一个瞎胡闹的小年青，一路走到船长位置，中间经历了二战、韩战和越战。身心遍布伤痕。后来我问他，像他这么高大的人，为何脚那么小。他告诉我，二战中，他们的油船于１９４３年冬在北大西洋遭德国U型潜艇的鱼雷击中，弃船逃离途中，他和其他船员在寒冷刺骨的救生艇上漂了两天方得救，脚趾头给冻坏后被切除。

我将自己的证件和文件递交给船长，他看后略有所失地说，先前那个大副业务娴熟，船里船外都了如指掌。他们搭档已很多年。言外之意，我难以取代那人的位置（I had big shoes to fill）。这是个下马威，毫无疑问，他不看好我。我本能地意识到，在一位资深老船长手下工作，日子不会轻松。要获得他的认可和信任，任重而道远，需全力以赴。

货卸完后，油船沿密西西比河继续下行，驶进墨西哥湾。我很快进入日常的瞭望、维护和文件处理工作当中。老奥利做事总是尽其所能，做得像天使一样完美。我这后生的毛糙就成了他的眼中盯。他总是用那意大利香肠般粗大的手指，指着我的脸吼道，你懂个屁！当我试图解释我所做的一切时，老奥利即用贬低的眼神看着我说，我见过的海上浮标比你看到的电线杆还要多。

可以想象，在往返于巴拿马与路易斯安那之间的数周中，我和霍姆斯船长的争执几乎没有停止过。我不止一次请求他不要干涉我的工作，让我自己做。何况，我不是行业中最年轻的大副。还有比我年轻的。这话能让他平静几分钟。但一点小差错就会让他暴跳如雷，那神情只差把我生吞活剥了。自从上了这条倒霉的油轮后，我没有享受过片刻一路和煦的阳光和景致，整天都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失误遭来劈头盖脸的训斥。选择来这艘船上工作，我整个肠子都快悔出来。

一日，我们刚从巴拿马装载了货物，正朝密西西比河的方向驶去。航行的第二天，接到船长叫我去他办公室的电话。我心一沉，看来老奥利要跟我摊牌，赶我走了。船上的人事生杀大权掌握在船长手里，他可以将任何人像卸货一样卸到岸上。被开除的船员如想另谋船上的工作，纵有很多空缺，也无人愿意接受。

两条软腿移进了船长办公室。不料，他竟然请我坐下，语气与往日大不相同，这肯定是鸿门宴，我嗓子很紧。老奥利用慈父般的口吻告诉我，他收到休斯顿总部用高频率对讲机传来的消息，我的女儿提前三个月出世了，仅1英磅12盎司(相当于1斤)，由于妻子所在的海恩尼斯医院（Hyannis Hospital ）没有照顾早产婴儿的设备，半夜将母女急转入圣玛格丽特医院（St. Margarets Hospital ）。母女二人情况危急，都在加护病房。听到这，我感觉人悬在空中，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嘴巴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

船长转身拿起电话，果断地命令，“轮机长，这个年轻人的妻子和刚出世的孩子病情严重，现在波士顿一家医院。我希望你能打开引擎室的每一个喷嘴，不管需要烧多少燃料，尽最快速度给我赶回路易斯安那！”随后，他又打电话给无线电操作员，请他随时与我的岳父取得联系。说完转过身来，“年轻人，你可随时致电家人，不用担心通讯费用，我会尽快送你回家。”我仍然是提着两条绵软的腿离开船长办公室的，只是比来时多了一份感激和尊重。

终于与岳父取得了联系。妻子半夜大量出血。家人见状惊慌失措，赶紧将她送往她的妇产科医生所在的海恩尼斯医院。可是该医院不具备早产婴儿的护理设备，医生当即决定将妻子急送波士顿城的圣玛格丽特医院。

人一到，医生马上给妻子注射类固醇以提高体内婴儿的肺部功能。许多早产婴儿皆因肺功能衰弱而无法存活。由于妻子失血过多而无力自然生产，同意剖腹手术。医生分外小心地救出了巴掌大的女儿，将她送进重症监护室内的恒温箱里加以看护。这里成了小生命出生后的第一个家，一住便是四个月。而妻子因生产受感染，高烧不退伴随着失血，也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原来，妻子孕期流血是因为脐带受损，倘若婴儿没及时救出，她可能会饿死在母胎里。小生命虽微不足道，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妻子噙着眼泪，为弱小到令人心痛的女儿取了个美丽的名字，艾琳·阿曼达(Erin Amanda ）。

油轮以最快的速度驶往路易斯安那。我的职责让我在工作中不能有一丝差错，这关系到整艘船的性命。当班时，我注意力高度集中，时间反倒过得较快。一离开岗位，妻女的安危便在我头上旋转，担忧与无助令我寝食不安。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岳父传来妻儿的消息中度过。

难为了妻子，在病房里让岳父宽慰我，说一切都会好的，听到这些我精神快要分裂了。在这种焦灼的状况下，工作中片刻的镇定，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可我害怕船长和船员问及我妻儿的情况，那会使我镇定的情绪倾刻崩溃。一路上幸得老船长的关怀与照顾，这份慈父般的精神慰藉比上帝来得直接。

又一个清晨，我问老水手弗兰克，为什么船长忽然间像换了个人似的。弗兰克与船长相识四十年，曾与他出海过无数次，对他的个性和阅历一清二楚。弗兰克说，老船长经历过战争的恐怖，也曾奋力摆脱了酗酒的劣习。他曾失去了他唯一的孩子，当时他也是在海上，妻子因此离开了他。海员通常是双重人格，航海生涯能将海员磨炼成钢铁一般的意志，同时也滋养出水一样有情有义的柔情。弗兰克的话改变了我对老船长的看法，之前，我恨他，有将小便撒到他咖啡里的冲动，想到这，我内疚不已。

船已抵达路易斯安那，因提前回港，码头没有空位让船泊进来。老船长命我收拾好行李，他已派小艇来接我上岸。公司的车正在岸上等着载我去机场。

我来到船长办公室，交接了工作，领取了薪水，提前回家。老奥利握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很有勇气，回去好好照顾你的家人。我们的心和祈祷都陪伴着你。到时，你可以随时回到我船上来。船长的安慰犹如雪中送碳，不仅是这份安慰，还有他教我如何成为一名男子汉。

公司为归心似箭的我准备了头等舱。出机场，一辆豪华车载我去圣玛格丽特医院。我与妻子激动得相拥而泣，仿佛是生离死别后的重聚。看到她脸上有些康复的红晕，所有的担忧，焦虑都化成了重逢后的喜悦。妻子指着床边硕大的花篮，欣慰地说，这是船长和船员送的。

船长和同事体貼细腻的问候，居然先我之前抵达，我的心随绽放着生命的鲜花和妻子的话振荡，荡漾，清晰的视线瞬间变得模糊起来，想到痛失唯一孩子的老船长，想起他临行前的一番话，一种温情中扩展的歉意湧上喉结，我鼻子一酸，将感激、自责和难过一齐吞下了肚。

在去婴儿重护室的过道上，坐在轮椅上的妻子提醒我要作好思想准备，我分明感到左心房像打桩一样的捶打着。

她是那么的小，仅十二英寸长，头只有网球大，透明的皮肤下，似乎能看到心脏的跳动。微小的身躯缠满了各种颜色的电线和管子。我任凭眼窝里的泪水无声地倾淌，除了哽咽，还是哽咽。可怜的孩子，一来到世上便遭这么多的磨难。两位护士在旁寸步不离。小小的生命仍在奋力抗争，虽然各个器管都已生长完整，仍不能自己喝奶，她需要靠管子吸取营养，而且吃得很少。跟着进来的医生告诉我们，这孩子是个奇迹，生命力极强，他指着房间里另外的几个早产儿说，那些比她大一些的婴儿仍不能自己呼吸，你们女儿的肺功能已健全了。他唯一操心的就是如何多给她一些营养，这样她就会越来越健康。

几天后，我推着妻子去办出院手续，女儿艾琳的情况虽稳定，仍需留院察看。将孩子独自留在医院，妻子情感上无法接受，我们只好每天来回开150英里的路程去看望女儿。这种情行持续了三个月，直到女儿增长到四磅多才出院。其间，儿子一直吵着要看妹妹，我们担心他会被插满管子的妹妹吓着，只好找藉口推脱。

在我微弱声音的要求下，护士给我看了医疗帐单，总共是六万七千美元！不要说在八十年代初，就是今天也是一笔巨大的医药费! 我的双腿在抖，胸口作呕。我无力地问，个人须付多少钱。护士看着我，大笑，别紧张，你一分钱都不用付，埃克森公司和蓝十字蓝盾医疗保险公司（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of Texas）承担了一切费用，也包括你孩子今后的住院费。此时, 如果船公司的老板在我面前，我一定会双膝跪下，给他磕几十个响头。

女儿健康地成长起来，我可以放心地回到海上。因“巴顿”号上已有大副当班，公司便安排我上了另一艘船。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老奥利，若干年后，他就去世了。他那多汁的岁月并未干枯，正灌溉着我的灵魂。三十多年的航海生涯中，我经历了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老奥利教我的，如何在海浪风雨中，将自己的心打磨得坚硬如金。

作 者 简 介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