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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嫂】一个美国海员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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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on
2023-2-7 11:36:47

那是1982年,一个阴沉的冬日,钱币大的雪花漫天飞撒,铺天盖地,掩盖了我来时的路。茫然站在法尔茅思(Falmouth, 麻省)镇上的汽车总站,孤零零等待去洛根机场(Logan Airport)的巴士,心情跟身边的行李一样沉重。虽然,像这样的远行,已不知多少回了。

而这次是格外的不情愿。眼看圣诞节逼近,我却要撇下三岁的娇儿和有着五个月身孕的爱妻,远赴船上工作。尤其令我忧心的是,妻子在怀孕期间时有流血现象。一想到母子的安危,我的牙关便颤栗得厉害。缩在大衣口袋里的双手早已冻僵,多少心事却随乱雪千回百转。那一刻,有股强烈的冲动在操控我的情感;拦辆出租车折返回家。

 

回去容易,可谁来供养一家人的衣食呢?现实如此严酷,我没有选择,只能迎着鹅毛大雪,艰难地朝前走,飞往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港口(Batton Rouge Port)。我似乎看到,“巴顿”号油轮上飘扬的星条旗在向我招手。

 

我将与这艘载重七万六千吨的油轮邂遇、相识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作为大副,这是我在埃克森公司(Exxon)的第二份工作。第一份工作也是在一艘油轮上。海员换船是常事,通常一个工会下有几十艘船。只要是在同一个工会属下的公司工作,福利就不会受影响。“巴顿”号即将从巴吞鲁日港口出发,驶往巴拿马港口,载原油返回路易斯安那州。我很期待这次航行,它将徜徉在暖和的加勒比海域。之前,我所工作的船一直在北卡罗来纳的哈特拉斯角海域,漫长的严冬让航海无比沉闷与乏味。


出租车小心翼翼地驶进了巴吞鲁日港口的埃克森炼油厂。这里简直就是一个石油王国。从车窗往外看,扑面而来的是一座座圆型油库,无数条粗大的油管伸向远方,参差林立的烟囱里吐出滚滚浓烟,隆隆的蒸汽声和独特的化学气味,弥漫在空气中。


走在“巴顿”号的舷梯上,一边寻思,这里将成为我临时的家。虽然是首次登上巴顿号,此船与其它油轮大同小异,其设施、声音和气味皆悉如故友,有熟门熟路的亲切感;稠黏的石油哼着小曲,欢快地从船上粗壮的软管里奔向岸上油库。原油的气味成了我的新款香水。


当走到舷梯尽头时,一个熟悉的笑容出现在我眼前,弗兰克,我欣喜地叫出来,没错,就是他,那蒜头鼻和头上破旧的水手帽是辨认他的主要特征。与弗兰克相识于1977年,我们在另一艘船上共事,那时,他已是一名富有四十年经验的老船员,而我刚刚毕业,分配到船上当三副。除了如何做一名油轮上合格的船员外,他还教给了我很多航海的知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旧金山机场,几杯尊尼获加(Johnny Walker威士忌)之后,他错过了航班。

 

我被引去船长室,船长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灰胡子拉喳,眼神如钢铁般冷酷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all Holmes)。不是那个著名的霍姆斯诗人,而是霍姆斯船长。私下里,我叫他老奥利。霍姆斯是埃克森公司资格很老,威望极高的船长。他从一个瞎胡闹的小年青,一路走到船长位置,中间经历了二战、韩战和越战。身心遍布伤痕。后来我问他,像他这么高大的人,为何脚那么小。他告诉我,二战中,他们的油船于1943年冬在北大西洋遭德国U型潜艇的鱼雷击中,弃船逃离途中,他和其他船员在寒冷刺骨的救生艇上漂了两天方得救,脚趾头给冻坏后被切除。


我将自己的证件和文件递交给船长,他看后略有所失地说,先前那个大副业务娴熟,船里船外都了如指掌。他们搭档已很多年。言外之意,我难以取代那人的位置(I had big shoes to fill)。这是个下马威,毫无疑问,他不看好我。我本能地意识到,在一位资深老船长手下工作,日子不会轻松。要获得他的认可和信任,任重而道远,需全力以赴。

 

货卸完后,油船沿密西西比河继续下行,驶进墨西哥湾。我很快进入日常的瞭望、维护和文件处理工作当中。老奥利做事总是尽其所能,做得像天使一样完美。我这后生的毛糙就成了他的眼中盯。他总是用那意大利香肠般粗大的手指,指着我的脸吼道,你懂个屁!当我试图解释我所做的一切时,老奥利即用贬低的眼神看着我说,我见过的海上浮标比你看到的电线杆还要多。


可以想象,在往返于巴拿马与路易斯安那之间的数周中,我和霍姆斯船长的争执几乎没有停止过。我不止一次请求他不要干涉我的工作,让我自己做。何况,我不是行业中最年轻的大副。还有比我年轻的。这话能让他平静几分钟。但一点小差错就会让他暴跳如雷,那神情只差把我生吞活剥了。自从上了这条倒霉的油轮后,我没有享受过片刻一路和煦的阳光和景致,整天都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失误遭来劈头盖脸的训斥。选择来这艘船上工作,我整个肠子都快悔出来。

 

一日,我们刚从巴拿马装载了货物,正朝密西西比河的方向驶去。航行的第二天,接到船长叫我去他办公室的电话。我心一沉,看来老奥利要跟我摊牌,赶我走了。船上的人事生杀大权掌握在船长手里,他可以将任何人像卸货一样卸到岸上。被开除的船员如想另谋船上的工作,纵有很多空缺,也无人愿意接受。

 

两条软腿移进了船长办公室。不料,他竟然请我坐下,语气与往日大不相同,这肯定是鸿门宴,我嗓子很紧。老奥利用慈父般的口吻告诉我,他收到休斯顿总部用高频率对讲机传来的消息,我的女儿提前三个月出世了,仅1英磅12盎司(相当于1斤)由于妻子所在的海恩尼斯医院(Hyannis Hospital )没有照顾早产婴儿的设备,半夜将母女急转入圣玛格丽特医院(St. Margarets Hospital )。母女二人情况危急,都在加护病房。听到这,我感觉人悬在空中,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嘴巴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

 

船长转身拿起电话,果断地命令,“轮机长,这个年轻人的妻子和刚出世的孩子病情严重,现在波士顿一家医院。我希望你能打开引擎室的每一个喷嘴,不管需要烧多少燃料,尽最快速度给我赶回路易斯安那!”随后,他又打电话给无线电操作员,请他随时与我的岳父取得联系。说完转过身来,“年轻人,你可随时致电家人,不用担心通讯费用,我会尽快送你回家。”我仍然是提着两条绵软的腿离开船长办公室的,只是比来时多了一份感激和尊重。

 

终于与岳父取得了联系。妻子半夜大量出血。家人见状惊慌失措,赶紧将她送往她的妇产科医生所在的海恩尼斯医院。可是该医院不具备早产婴儿的护理设备,医生当即决定将妻子急送波士顿城的圣玛格丽特医院。

 

人一到,医生马上给妻子注射类固醇以提高体内婴儿的肺部功能。许多早产婴儿皆因肺功能衰弱而无法存活。由于妻子失血过多而无力自然生产,同意剖腹手术。医生分外小心地救出了巴掌大的女儿,将她送进重症监护室内的恒温箱里加以看护。这里成了小生命出生后的第一个家,一住便是四个月。而妻子因生产受感染,高烧不退伴随着失血,也被送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原来,妻子孕期流血是因为脐带受损,倘若婴儿没及时救出,她可能会饿死在母胎里。小生命虽微不足道,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妻子噙着眼泪,为弱小到令人心痛的女儿取了个美丽的名字,艾琳·阿曼达(Erin Amanda )。

 

油轮以最快的速度驶往路易斯安那。我的职责让我在工作中不能有一丝差错,这关系到整艘船的性命。当班时,我注意力高度集中,时间反倒过得较快。一离开岗位,妻女的安危便在我头上旋转,担忧与无助令我寝食不安。每天都在焦急地等待岳父传来妻儿的消息中度过。


难为了妻子,在病房里让岳父宽慰我,说一切都会好的,听到这些我精神快要分裂了。在这种焦灼的状况下,工作中片刻的镇定,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可我害怕船长和船员问及我妻儿的情况,那会使我镇定的情绪倾刻崩溃。一路上幸得老船长的关怀与照顾,这份慈父般的精神慰藉比上帝来得直接。

 

又一个清晨,我问老水手弗兰克,为什么船长忽然间像换了个人似的。弗兰克与船长相识四十年,曾与他出海过无数次,对他的个性和阅历一清二楚。弗兰克说,老船长经历过战争的恐怖,也曾奋力摆脱了酗酒的劣习。他曾失去了他唯一的孩子,当时他也是在海上,妻子因此离开了他。海员通常是双重人格,航海生涯能将海员磨炼成钢铁一般的意志,同时也滋养出水一样有情有义的柔情。弗兰克的话改变了我对老船长的看法,之前,我恨他,有将小便撒到他咖啡里的冲动,想到这,我内疚不已。


船已抵达路易斯安那,因提前回港,码头没有空位让船泊进来。老船长命我收拾好行李,他已派小艇来接我上岸。公司的车正在岸上等着载我去机场。


我来到船长办公室,交接了工作,领取了薪水,提前回家。老奥利握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很有勇气,回去好好照顾你的家人。我们的心和祈祷都陪伴着你。到时,你可以随时回到我船上来。船长的安慰犹如雪中送碳,不仅是这份安慰,还有他教我如何成为一名男子汉。


公司为归心似箭的我准备了头等舱。出机场,一辆豪华车载我去圣玛格丽特医院。我与妻子激动得相拥而泣,仿佛是生离死别后的重聚。看到她脸上有些康复的红晕,所有的担忧,焦虑都化成了重逢后的喜悦。妻子指着床边硕大的花篮,欣慰地说,这是船长和船员送的。


船长和同事体貼细腻的问候,居然先我之前抵达,我的心随绽放着生命的鲜花和妻子的话振荡,荡漾,清晰的视线瞬间变得模糊起来,想到痛失唯一孩子的老船长,想起他临行前的一番话,一种温情中扩展的歉意湧上喉结,我鼻子一酸,将感激、自责和难过一齐吞下了肚。


在去婴儿重护室的过道上,坐在轮椅上的妻子提醒我要作好思想准备,我分明感到左心房像打桩一样的捶打着。


她是那么的小,仅十二英寸长,头只有网球大,透明的皮肤下,似乎能看到心脏的跳动。微小的身躯缠满了各种颜色的电线和管子。我任凭眼窝里的泪水无声地倾淌,除了哽咽,还是哽咽。可怜的孩子,一来到世上便遭这么多的磨难。两位护士在旁寸步不离。小小的生命仍在奋力抗争,虽然各个器管都已生长完整,仍不能自己喝奶,她需要靠管子吸取营养,而且吃得很少。跟着进来的医生告诉我们,这孩子是个奇迹,生命力极强,他指着房间里另外的几个早产儿说,那些比她大一些的婴儿仍不能自己呼吸,你们女儿的肺功能已健全了。他唯一操心的就是如何多给她一些营养,这样她就会越来越健康。


几天后,我推着妻子去办出院手续,女儿艾琳的情况虽稳定,仍需留院察看。将孩子独自留在医院,妻子情感上无法接受,我们只好每天来回开150英里的路程去看望女儿。这种情行持续了三个月,直到女儿增长到四磅多才出院。其间,儿子一直吵着要看妹妹,我们担心他会被插满管子的妹妹吓着,只好找藉口推脱。


在我微弱声音的要求下,护士给我看了医疗帐单,总共是六万七千美元!不要说在八十年代初,就是今天也是一笔巨大的医药费! 我的双腿在抖,胸口作呕。我无力地问,个人须付多少钱。护士看着我,大笑,别紧张,你一分钱都不用付,埃克森公司和蓝十字蓝盾医疗保险公司(Blue Cross and Blue Shield of Texas)承担了一切费用,也包括你孩子今后的住院费。此时, 如果船公司的老板在我面前,我一定会双膝跪下,给他磕几十个响头。


女儿健康地成长起来,我可以放心地回到海上。因“巴顿”号上已有大副当班,公司便安排我上了另一艘船。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老奥利,若干年后,他就去世了。他那多汁的岁月并未干枯,正灌溉着我的灵魂。三十多年的航海生涯中,我经历了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老奥利教我的,如何在海浪风雨中,将自己的心打磨得坚硬如金。


作 者 简 介


海嫂:陈艳群 湖南长沙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湖南师大音乐系。1993年赴美。与美国船长Donald Tierney缔结异国良缘。随夫经历海上风浪后,开始写作。其游记、随笔及有关历史、人物、异域风情作品散见于《世界日报》《文学自由谈》《湖南日报》《传记文学》《名人传记》《湖南日报》《作家文摘》《三湘都市报》《美文》等海内外华文媒体。2007年始从事记者职业。著有《冉冉檀香》、《二十个人》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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