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 12名中国船员在海上漂流的358天

漂流358天

卡萨号上白下黑，229米长，32米宽，绕甲板一周近似于走一圈400米跑道。它在散货船里不算最大的，但也有8.2万吨的排水量，在大洋上航行，像一座缓慢移动的微型孤岛。

它由日本人建造，注册地在巴拿马，船东和租家都是外国人。最近登上这艘船的，是20名中国船员。他们负责在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之间运送铁矿石和铝矾土。

按照合同约定，这批船员在海上工作的时间不会超过10个月，最早一拨儿该在今年3月完成换班。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船员换班的需求接连被审慎的港口拒绝，一行人不得不与巨轮继续行驶于海浪之上。

直到5月12日，轮船终于在中国盐城大丰港靠岸，12名逾期船员踏上陆地，结束了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航行。这时，距离他们登船已经过去了358天。

358天

日本造的新船在下水时有仪式，穿着和服的人敬拜河神，将其牌位供奉于船中。“咱看不懂，动也不敢动。”田端涛名字带“水”，似乎命里就与大海有缘，他是卡萨号的二副，工作的驾驶台是全船的制高点。

2019年6月12日，田端涛带着一个行李箱和背包，从北京飞到菲律宾，在马尼拉的港口登上卡萨号。包里装着扒鸡，这是他家乡山东德州的特产，“碰到熟悉的同事，喝个小酒，聚聚。”

同一天，河南开封人陈昆杰与二副一起登船，他是三管轮，负责管理船上的设备。上船前一个月，31岁的陈昆杰刚刚结婚，他的“蜜月”就是这次远洋航行。船行至比利时，他买了许多巧克力准备送给妻子，没想到航行用了358天，巧克力都被他自己吃了。“是黑巧克力，甜之外还有点苦头，特别像想媳妇有点甜，媳妇不在有点苦。”他想念妻子时就吃一块，一块接一块，很快吃完了。

辅助轮机员刘京铭、水手娄博宇和见习三管轮王继有登船更早，2019年5月19日，他们从广西钦州港踏上卡萨号，一心认为10个月后还能在此下船。与有着10年海上经历的田端涛和陈昆杰不同，这三位属于“半新不旧”的船员，只有一两次出海经验。

358天里，船上没有网络信号。这对出生于2000年的娄博宇来说，是一种新时代的酷刑。他从十二三岁就接触网络，是用网线抻着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最终踏上岸的时刻，他“有种刑满释放的感觉”。

外界的新闻每天通过卫星网络发送至船上的一台电脑。大约在海上航行200多天时，疫情有关的消息第一次出现。“几个简单的数据，看不出什么来，不像后来家里说的那么严重。”田端涛说。他们当时正从比利时开往非洲西部的几内亚共和国，遥远的瘟疫没人放在心上。

春节一过，局势迅速变化，“我的妈呀，有点吓人，感染人数每天好几百好几千地上涨，说这个病呼吸衰竭很快。”黑龙江双鸭山人刘京铭说。

陈昆杰在那时开始担心自己的妹妹，她在武汉开米线店，靠港一有信号便联系，得知妹妹早已回老家，他才放下心来。

船员家里有事，总是很难第一时间帮上忙。田端涛记得以前一条船上的大副，父亲去世了，家人通过卫星打来电话，船要好几天才能靠岸，大副非常伤心，“父亲最后走的时候都没送一下，回去丧事都办完了”。

对疫情的恐惧，笼罩着船上的春节，漂在遥远海域的这群中国人，每天讨论着家乡发生的灾难。

除夕，陕西来的大厨做了十来个菜，有四川菜，有肘子、有鱼，“整天聊疫情，大家想喝喝酒，调节下气氛。”田端涛说，门上已被以前的船员贴上了春联。

春节娱乐活动是358天里的喜悦时刻，有人打牌，还有人下象棋、掷飞镖，船长还组织了套圈，奖品是从比利时港口根特买的小工艺品，一个球型城堡，还有巧克力、烟和可乐。

“除了看不了春晚，别的还可以。”田端涛说，船靠岸后，船员第一时间下载了春晚，“不看好像缺点啥”。陈昆杰说，去年国庆阅兵时，他们就在海上，也是后期下载视频看的。

“过年的时候特别想家。”田端涛说，“今年家里年味也不是特别浓，毕竟少人。”他没想到两个月后他将更想念家人，“在船上待得够够的了。”这位经验丰富的二副说。

每位船员都有电脑和容量很大的移动硬盘，里面装着几百G的电影。上船前，娄博宇不做丝毫筛选地下载，他一天能看好几部电影，一周刷完一部电视剧，自己下载的看完了，就互相拷贝对方的。虽然没有精确计算过，但娄博宇说自己在358天中至少看了上百部电影、二三十部电视剧。在船上有限的活动中，看电影是最佳杀时间方式。

“国外的月亮到底比不比国内圆”

过完年，所有人都开始更关注那台公共电脑。发到上面的新闻80%与疫情相关，没有图片，全是文字，一条一条，很长。

船舶公司发来通知，没有特殊原因，禁止船员下地。“我们相当于孤岛，不接收外界病毒，我们也传不出去。”陈昆杰说。正常情况下，船一靠岸，船员能到港口城市逛逛，先去超市，买当地零食，再去饭店搓一顿，改善下伙食。禁令一来，船员从春节开始便困守船上，直到最终下船，才踏上陆地。

“国外有海员俱乐部，有Wi-Fi、电脑、台球，可以换钱，因为疫情，这些都停止了。”刘京铭说，海外港口陆续要求船员要在船上待满14天，一些短途航线，大部分时间都在锚地隔离。海关检验人员也明显少了，在下面远远地数人头，不上船。

二副田端涛发现，陆续有港口停工，直到最近一两个月，中国疫情缓和，贸易才再度频繁，“内需多，都是运到中国的。”

2月8日，中秋节，卡萨号行至南非，“今天的月亮看着像元宵，不光觉得好看还嘴馋，”陈昆杰说，当初他想见识下“国外的月亮到底是不是比国内圆”，而成为一名船员。“农村孩子，如果不借着这个行业，很少有机会到国外看看，年轻，想跑得越远越好。”

第一次出海，陈昆杰记得船在以色列靠岸，仿佛到了一个新世界，建筑不一样，人的相貌体态不一样。很快，走四方的豪情在成家之后有了羁绊，“现在感觉能照顾好家才好。”有时候，海上月光黯淡，让他想起小时候家里微弱的煤油灯。

卡萨号从南非开向印尼，预计在3月份抵达广西钦州港，田端涛将航线输入电子海图，避开洋流、浅滩，朝着目标轻松向前。

不像中国沿海的繁忙水道，大洋上常常好几天看不到一只船，“很无聊”。船员远远看到海上有小岛，就会一直盯着。陈昆杰幻想着岛上有没有人，长得跟自己是不是一样，“岛上有没有新冠病毒？”

船上有一些禁忌，比如吃鱼时说“把鱼正过来”，潜意识里拒绝用“翻”字，也绝不会开撞船、船沉的玩笑。田端涛记得有次在长江口附近，风浪很大，船晃起三四十度，人站不住，船没有了速度，这时另一艘船撞了过来，“舱里的货掉下去了，损失比较大。”这是田端涛经历的最严重事故，船长担责任，永久地记录在服务簿上。

田端涛的职业生涯平稳，没遇见过“大风大浪”。一次疑似遭遇的海盗也许算是凶险时刻。那次，他运送货物从上海到土耳其，经过索马里。事先，船东雇佣了3名配枪保安。行至索马里附近，疑似海盗船突然靠近，保安“砰砰”放了枪。

“海盗船都是小艇，平时伪装成渔船，我们碰到小船都很紧张，他们一过来，我们赶紧喊人。”所幸，听到枪声后，小艇开走了。平时，他们在船边安上铁蒺藜 ，也做稻草人防御。

田端涛的微信头像是一张海上日落图。他拍大海风平浪静的图片，别人以为是PS过的。赤道无风带是风景最美的，“像镜子”“像绸子”，云朵完全倒映在海面。有时，太阳光芒四射，光线和海天组成一个象限轴，“专属于我们的海上奇观”。海上还会遇到鲸豚，成百上千只，一上一下，在海面翻滚。

海水白天碧绿晶莹，晚上是漆黑一团。“巨浪滔天也很恐怖，浪打到甲板上，像要沉了一样。”陈昆杰说，大海会变色。夜里，驾驶台不能开灯，一片黑暗里电子海图微弱地亮着，船员都在房间休息，只有机器声无止境地轰鸣。

船摇晃着，地板一会高一会低，新上船的船员总会吐到脸色苍白。陆地上的人想要体会这种感觉，恐怕只能乘坐游乐园里的设施。刘京铭常常需要把屋里的东西拿绳子捆上，或是放在桶里。王继有用胶带把柜子边缘贴上，防止小东西掉下。

“晕船的时候，特别想家，想吃妈妈腌的酸菜。”刘京铭说，“一年没吃到了”。

王继有在陆地上是设备工程师，后来觉得Excel操作熟练没什么用，得能修理真机器，于是来到海上。“船上发展路线是确定的，只要资历够，业务做得还可以，机会基本属于你。不像在陆地上，变数很大。”他的老家在甘肃，黄土环绕，小时候每过几年去兰州转一趟，就为看一眼黄河。“七八年在外面漂，在船上漂也习惯了。”

娄博宇在夜里会失眠，“想一些杂七杂八的”。他初中毕业，16岁就出去打工，在工地、饭店都待过，后来村里朋友介绍，学半年，考了水手证，“比进厂里好点。”他在船上的工作是除锈、刷漆，保养甲板，过赤道的时候，船上走一圈就满身大汗。

他和陈昆杰是老乡，家乡相隔十几里地，没想到能在一条船上遇见。陈昆杰想家的时候就到甲板上吹风，月亮又高又圆又亮，就想起上学时学的“低头思故乡”。“我做这行就是为了孩子不做这行，改变命运，总要有一代人牺牲。”他在大洋上漂浮，有时感觉被世界遗弃了，有时又觉得，卡萨号就是全世界。

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

卡萨号在3月中旬抵达广西钦州港。刘京铭已经提前把行李打好，准备下船换班。

坏消息很快传来，因为疫情严重，船员仍不允许下地。行李再打开时，刘京铭沮丧极了。“满怀期待快回家了，咔嚓一下，又不行了。”娄博宇说。

“希望一次，失望一次。”田端涛没死心，3月14日，卡萨号横穿琼州海峡，他想着下段航程去印尼，那边疫情不严重，说不定能换班。结果没有等到消息。接下来是菲律宾，他在那里上船，也希望在那下船。即将抵达目的地，马尼拉忽然宣布封城，希望再度破灭。

卡萨号继续向澳大利亚行进，这次田端涛没抱希望，“离得太远，很少在那换班”。娄博宇开始期盼回国，“想休假只有回国”。

在澳大利亚，港口的克令吊机送上来三四吨补给，白菜、土豆、洋葱、包菜，牛肉多，猪肉少。船员一天的伙食标准是10美元。

每天都有人问二副，“今天有什么消息”，要求换班的邮件一封接一封发往公司，“三五天一次，正常情况只提前半个月发一次就行。”陈昆杰说，一位机工绝望地告诉公司，再不换班，自己即将错过重要考试。

焦急的家属也开始向公司要人。田端涛知道，这是“大趋势，公司也没办法”。太久不见面，6岁的儿子已经不大想他了。田端涛还记得，每次老婆孩子送他到德州东站，都是一样难过的分别场景，一上车，孩子就开始哇哇大哭。孩子一哭，大人也受不了。

他想起这辈子第一次出海，妈妈是不大同意的。他两个月没怎么跟家里联系，正赶上过年，从美国港口的电话亭拨回山东老家，“我妈哭得很厉害”。

卡萨号上想家的人开始闹脾气，归期未定，“有个念头也好”。有人开始工作不积极，怨气大，有人嫌饭不好吃，拒绝吃饭。大家普遍情绪急躁，做事没耐心，干活的时候会骂两句，“要不是疫情……”

有时也会爆发小矛盾，但在船上人不能太情绪化，打架更是职业禁忌，“在船上最好别惹事，对谁都不好。”陈昆杰说。有一艘船上，一位水手在甲板上干活，不小心腿折了，只能躺四五天，直到靠港，腿肿得不得了。

冬至在荷兰时，陈昆杰跟媳妇“卖惨”吃不到饺子，媳妇说自己一个人吃的饺子能保住两人的耳朵平安过冬。她以为冬天过去，很快就能与丈夫见面。4月20日，春天来了，陈昆杰在澳大利亚度过31岁生日，妻子只能隔空送来甜蜜合照的电子相册。

据国际运输劳工联盟公开数据，5月的两周时间里，有换班需求的在船船员约15万人。田端涛在海上航行时跟其他船联系，有船员干了十四五个月，还没休假。全球工业和航运领导人敦促联合国，说服193个成员国采取紧急行动，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

卡萨号的好消息是从澳大利亚起航回国时传来的。公司说这次回国换班的“可能性很大”。田端涛一路提着心，“不到下船的一刻，都有可能变化。”去年，他拎着行李准备跟同事下船了，接替者忽然有急事来不了，他不得不继续留在二副的位置上。

集控室有个日历，每离中国近一天，刘京铭就划一下。他这次没有提前打包，直到卡萨号抛下锚才开始收拾。

一天一天往国内走，所有人都越来越兴奋。5月8日，卡萨号在江苏盐城大丰港抛锚，等待好天气靠港。艰难地熬过两天后，5月10日，卡萨号进港。

船员从船上高处远远望着岸上一团白点，戴白头盔的工作人员正准备迎接他们。当天下午做完核酸检测，等了两天结果，5月12日，20人中的12名逾期船员，正式下船。他们最大的52岁，最小的20岁，在海上漂泊了358天后，终于登陆。

脚踏上岸的一刻，田端涛的心也终于落下了。新人娄博宇发誓今年绝不再上船，“过完年再说吧”。刘京铭刷手机，一些新词他已经听不懂，“追不上热点了”。

田端涛说，如今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做海员，“一个毕业班40人，真正做这行的也就五六个。”他说，船上的收入跟家里的差距没有以前大，而且离家远，找对象都费劲。年轻人也离不开网络，一靠港有网络信号，每个人都抓着手机不放。

刘京铭觉得，干这行的人少了是好事，“不需要在海上漂，说明陆地上的好工作多了”。他们用海上的漂泊换取陆地上体面的生活。

被盐城大丰海事处的接收后，12名船员在当地酒店隔离14天。“已经一年没见到草和树了，还有鸟。船上只有铁。”大洋深处海鸥都少见，刘京铭望向酒店窗外，感到满足，“这里多好，没有噪音，还不晃。”

一些船上的习惯被带到酒店，人要平躺才能睡着，因为船上侧躺容易晃动。东西放在桌上，娄博宇会下意识往里推，怕掉下来。凌晨时分，船员们常常醒来，看着电视里的广告发呆，“广告都是新鲜的，现在流行带货了。”刘京铭说。

5月26日是他们14天隔离期满的日子，他们兴奋地等待健康码变绿，“一变绿，就是自由人了。”凌晨，船员们一个个晒出绿色电子码，像炫耀一枚枚勋章。天亮后，陈昆杰坐上时速300公里的列车，归心似箭。

那一刻，卡萨号离开中国，向东北方航行，驶向海参崴。另一批船员开始盼望踏上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