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龙号”前水手长的“退休”生活：教都市青年打水手结

“这是水手们的‘魔术’。打这个结也需要技巧，但很容易上手，也很实用。”

　　一根手指粗细的缆绳，在傅炳伟的手中被巧妙地弯曲、相互穿插而后自然地收紧，一个绳结赫然出现在眼前。“单套结是水手结的一种，相当于临时安全带。它不仅应用在船上，在年轻人喜爱的户外运动中也能派得上用场。这些水手结比‘中国结’更实用，也更丰富。”

　　“这不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爱好。”傅炳伟曾有个令人“不明觉厉”的职位——“雪龙号”的水手长，曾十多次深入南极与北极。如今，退居幕后，靠水手结忆往昔，成为他几十年水手生涯的一种延续。

　　青年报记者　梁峰

　　“我口才不好，就是个普通水手，也不可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能参加这么多次极地考察，我已经觉得无比光荣了。”

　　“大海的另一头是什么地方？”“老水手”傅炳伟没有回答。

　　11月中旬，冷空气控制下的上海，气温骤降，寒风瑟瑟。在位于浦东金桥路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却因为这样的天气，越发有了点“气氛”。

　　这是“老水手”傅炳伟再习惯不过的温度。极地科普馆内，眼前的这名中年汉子，身材并不高，也不壮实，皮肤黝黑，面目慈祥。眼角及额头上的几道皱纹，因为看见来访者时的笑容，相互间挤得更近了些。

　　傅炳伟的面前，是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南极大陆模型，塑料模型立体地展示了南极的地形，他俯视其全貌，冰穹之上的昆仑站被标记出来，格外显眼；在他的身后，帝企鹅的标本排成行，体态各异，活灵活现，皮毛光亮如初。或许这些企鹅当年还活着时，曾跟傅炳伟与“雪龙号”擦肩而过。

　　对外人而言，这块大陆神秘莫测，所有的信息来源不外乎书本、电视和网络。傅炳伟不一样，尚且不敢说对南极内陆能有多么深刻的了解，但谈起南极的海岸，他能算一个行家。

　　老傅并不常向人介绍自己过去的那些往事。“我口才不好，就是个普通水手，也不可能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能参加这么多次极地考察，我已经觉得无比光荣了。”

　　话是这么讲，但说起第一次去南极的场景，29年前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只是具体的时间和数字都记不太清了。”

　　须臾，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两次对折的A4纸，小心翼翼地打开。他说生怕自己到时候说不清，还特地为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准备了下。举手投足间，仿佛老傅的耳边又回响起了当年的海风与浪涛声。

　　“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是有点排斥的。扪心自问：既然能力还达不到，为什么硬要去？”“我们这些去南极的水手，和一般的水手不一样……责任更大。”

　　傅炳伟并没有在学校里接触过有关于水手的知识。

　　现在的国家海洋局当年还属于部队，傅炳伟是在当兵时被分配进去的。

　　“‘向阳红10号’你知道吗？我一开始在那上面工作，做水手，那时候‘雪龙号’还没出生呢。”

　　1984年的11月，现今的老傅还被唤作小傅。“向阳红10号”与“J121”两艘船同时被委以重任，载着519名工作人员开启了中国的首次南极征程。傅炳伟是12名“向阳红10号”水手中的一员。

　　如今，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有不少人愿意花重金去南极长长见识。但当年，这趟旅行将傅炳伟置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对设备和安全的担心，另一方面便是家庭的牵绊。

　　“其实当时我的心里是有点排斥的。扪心自问：既然能力还达不到，为什么硬要去？”

　　“向阳红10号”虽是为海洋考察量身定做的船，但它并没有抗冰、破冰的能力。“想要抗得住南北极的冰，船的钢板、结构还有动力都有很高的要求。而当年我们的船不是为这个设计的。”

　　“设备能不能顶得住？人的安全是不是有保障？”面对着那片仅知道名称的未知世界，傅炳伟心中难免有些疑虑。

　　而更为重要的是，新婚后的傅炳伟正准备与妻子孕育了下一代。“妻子有了5个月的身孕，但我这一走就将近半年。”势必将无法看见自己孩子的出生，他内心不免有些内疚，感觉对不起妻子。

　　水手的工作大都在甲板上进行，各司其职。有的负责甲板上的仪器设备，有的则负责操舵。

　　有人说，水手的工作艰苦而枯燥。傅炳伟当即摇了摇头：“不仅苦，风险也很大。”

　　采访间，傅炳伟找了张椅子坐下，因为多年来赴极地考察，他的腰和膝关节都不太好，时而隐隐作痛，腰椎还曾动过手术。“虽然这么多年以来，考察装备升级了不少，裤子还特地在膝盖这边加厚，但难免还是会着凉。”前往南极的航程，一般在一个多月至两个月间，而新鲜蔬菜最多只能吃上一个月，在往后的日子里，则只能与土豆这类能长时间保存的蔬菜打交道。

　　越是恶劣的天气，船上的货物就越是要检查是否固定牢靠，这需要水手拉着扶手在甲板上巡视，甚至是趴下来爬到货物边检查。有一次，傅炳伟正在船上工作，突然船身剧烈地摇晃了一下，他重重地摔下楼梯，手臂骨折。

　　一般的远洋油轮走的都是国际航线，犹如车在马路上行驶，时常能遇上其他的船只。但傅炳伟和他的伙伴们却常常走冷门线路，在浩瀚无垠的海面上，很难遇到其他船只。甚至会因为气候等原因临时更改航线，路途充满了危险与未知。在行至素有“魔鬼”之称的西风带时，船只经常需要面对气旋。“气旋，其实就是热带风暴，西风带里的气旋常常一个接一个生成，有时候可以强行顶着过去，有时就只能乖乖绕道。”

　　“我们这些去南极的水手，和一般的水手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责任更大。”

　　“没能见到儿子的出生，你感到遗憾吗？”“多少也有点想法，但有什么办法呢？起先我出海，妻子都会送我到码头，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不送了。”

　　时间再度回到1984年。

　　在荒无人烟的海上航行持续了一个多月，两艘船满身沧桑地抵达了南设得兰群岛的海湾内，在其中面积最大的乔治王岛上定下了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建造地。

　　艰苦的航行告一段落，傅炳伟舒了口气。时值南半球的夏季，这里被称为南极的热带，临近南极大陆上海面上并没有结冰，自然也无须破冰。而傅炳伟此前的担心，自然也被抛之脑后。

　　踏上南极大陆，需要通过直升机或者改坐小船方可抵达。“首次上岸，是为把建设长城站必要的物资运送过去。”

　　由于南极的夏天短，要赶在夏天结束前把站建完，就必须与时间赛跑，不然就需要再等待一年。以如今的眼光看，长城站只是几个装配极为简易的集装箱房，建立在一片荒地上，设备也无法和现在比。

　　但，它意义非凡。

　　“为了运送物资，我一般要坐几小时的船。遇上恶劣天气，甚至要十多个小时或者干脆不回船上，睡在帐篷里。”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一天晚上，我们照例要回到船上休息，但这天海上起了大雾，没法回去。于是只能临时搭起帐篷，住在岸上。”

　　这可以说是傅炳伟一生中最奇妙的一夜。在一片没有结冰，布满鹅卵石的滩涂上，傅炳伟和同伴们支起帐篷，穿上所有的衣服，钻入睡袋内。

　　“那天夜里，在帐篷下方的鹅卵石间，冰雪融水不断地发出‘滴答滴答’声，就像身在水帘洞内，尽管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依然感觉寒冷，没能睡得着。”

　　从抵达南极到运送完所有建设物资，总体还算得上顺利。在随后的一次南极海域调查时，“向阳红10号”却落入危险的境地。

　　刚开始的几天，南大洋笑脸相迎。不过在返程时，“向阳红10号”重跨南极圈向北航行，而极地气旋犹如早已守候在此一般，冷不防地出现，将船只包围在其中。身处超12级的飓风之中，即便是万吨轮，也犹如手中的一个玩具。傅炳伟第一次体会到何为渺小。顿时，排山倒海的大浪向船只袭来。

　　此刻，船只的一侧是一个更大的极地气旋，驶向另一侧则离大陆越来越远，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逆风航行，顶着巨浪袭来的方向作一场殊死搏斗。大浪将船头猛地抬起，紧接着，轮到船尾被抬起，螺旋桨脱离水面的同时，船头将巨浪劈开，展开一片白色的水花，并被深深地埋近海水中。

　　凭借频繁变动航速、调整船只的航向，“向阳红10号”艰难地在巨浪中挣扎，所有船员高度紧张。“我们这一困就是12个小时，也有人不断地在祈祷。最终我们得以转危为安，有惊无险地摆脱了气旋。”

　　返航回到国内的日子，自称记不大清数字的老傅，也将那天记得尤其清楚。

　　“1985年4月6日晚上6点，我们吴淞口抛了锚，就在同一时间，我妻子正好生下了儿子。船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接到了家里人打来的电话。因为那时候没有靠港，虽然我没能第一时间赶过去，但不得不说真的太巧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直至4月10日，“向阳红10号”停靠在吴淞口码头，傅炳伟下了船便直奔医院。

　　“没能见到儿子的出生，你感到遗憾吗？”

　　“那当然了。怎么会不遗憾呢？”傅炳伟不假思索。

　　“你妻子呢？家里人呢？他们有想法吗？”

　　“多少也有点想法，但有什么办法呢？起先我出海，妻子都会送我到码头，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不送了。只能说以大局为重吧。”

　　“虽然也带了枪，但到达后，我们选择降低高度，利用直升机刮起的大风与噪音，把北极熊驱赶出去。”“大家都只是希望吓吓它们，而不会真的去伤害它们。”

　　1993年，中国从乌克兰进口“雪龙号”，作为第三代的极地考察船。

　　“这船能破冰了，好。设备也先进了不少。”

　　傅炳伟第一次登上“雪龙号”，是在1997年，第14次南极考察，也是他第二次前往南极。比起过去，破冰成为了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靠动力和船本身的重量，将前方的海冰压碎。”

　　为期半年的航行，傅炳伟有时候想着，将工作当成一场旅行，或许会来得更好。真正热爱一份工作，是因为把它当成了一个爱好。

　　中山站与长城站不同，由于地处南极圈，中山站的夏天没有黑夜，太阳永远悬挂在天空中。这里不全是白色的世界，更能看见难得一遇的苔藓。靠近帝企鹅群，这些动物完全不怕生，同样好奇地上前与傅炳伟打起了招呼。

　　在“中国极地科学考察管理信息系统”页面上，傅炳伟此前前往南北极考察的次数为14次，其中既包括了首次南极考察，也有首次北极考察。

　　1999年8月，傅炳伟坐着“雪龙号”穿过日本海，首次跨入了北极圈。

　　这是一种别样的极地体验。北极并不像南极那般严寒，只是一片浩瀚的冰封海洋，这里没有南极的山脉，只能看见大量冰山与浮冰从两边掠过，还有那并不友善的北极熊。

　　为此，每当下船行走在北极的浮冰上，需要专门组织一个防北极熊的“保镖”小组，全副武装，荷枪实弹，以防发生北极熊袭击人的意外。

　　“尽管如此，但大家都只是希望用这招来吓吓它们，而不会真的去伤害它们。”

　　某次北极考察，一只北极熊不知何故漫步到了黄河站内，生怕北极熊伤人，“雪龙号”紧急派出了一架直升机前往支援。“虽然带了枪，但到达后，我们选择降低高度，利用直升机刮起的大风与噪音，把北极熊驱赶出去。”地上的科考人员化险为夷。

　　“女人们编织‘中国结’，船上的水手们就编水手结。用处太大了。”“我还想再去次南极，看一眼那儿，为自己画个圆满的句号，也算是有头有尾了。”

　　傅炳伟说不清多年来参与的极地航行，到底给他带来点什么，或许是那些抽象的感受与记忆，在自己人生里写下这一笔，便足够了。

　　或者，还有水手结。

　　一根缆绳，几番转手，便成了“水手结”，这是傅炳伟的看家本领。

　　“女人们编织‘中国结’，船上的水手们就编水手结。”

　　“它只是个统称，有记录的水手结就有103种，船上常用的有20种。没了它，水手的工作无从展开。细节决定一切。”之前话并不多的傅炳伟，在谈到水手结时，竟也滔滔不绝起来，其间双手还比划出各种编织的动作，仿佛此刻他身在“雪龙号”上。“用处太大了。货物捆扎、运输和船只靠港时，都能派得上用场。”

　　“你会多少种？”

　　“有40多种吧。”

　　“这都是怎么学来的？”

　　“大部分是在船上看着书自学的。”傅炳伟说。远洋航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除去工作时间，闲暇时光也是一种“痛苦”。如今的船上有了网络，能看看新闻，但在过去，最多与同伴打打牌、看看书，此外便极为枯燥。

　　于是傅炳伟在闲暇之余，自己研究起了各类水手结。

　　“知道船靠港时，那种缆绳如何送上岸？”

　　“这时候一般就用得上撇缆结，用细绳打好结，在里面加一个橡胶球，向码头抛过去。然后便能顺着这根细绳，把停泊船只用的缆绳送上岸。”

　　“还有瓶扣结，用来在光滑物体上做出把手，比如油桶，方便吊机运输……这不是死结，要根据货物的大小，灵活地选择用哪种水手结。”

　　“其实这些东西在生活中也很实用。不少年轻人在户外活动时，固定帐篷的结，绑在腰上的安全结，都属于水手结的一种。”

　　事实上，傅炳伟也曾教过不少后辈水手结的打法。打水手结，俨然成为了其水手生涯的一种延续。

　　前段日子，在一次工会活动上，傅炳伟再次穿起了那套醒目的红色工作服，左胸口的“雪龙”两字尤为显眼。他的水手结成为了一项表演项目，例如如何将几瓶水用一根绳子轻松地提起，吸引了不少人上前跃跃欲试。

　　缆绳的穿插间，傅炳伟仿佛感到自己又回到了雪龙号上。

　　傅炳伟想起，上一次登上“雪龙号”前往南极，还是在2010年。2011年初回国，之后他便退居二线，如今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内任后勤维护人员，负责调度维修人员。坐在办公室内，比起当年漂泊的工作，傅炳伟如今的生活已是“养老”那般。

　　“有时候会不会感觉无聊呢？”

　　“我觉得还可以，仍有工作要做。但比过去要舒服许多了。”

　　不过，最初对南极行抱有一点排斥心理的傅炳伟变了。“我还想再去次南极，看一眼那儿，为自己画个圆满的句号，也算是有头有尾了。”说话时，声音里满是期待。原来，新的一场极地旅行将启程。

　　本月底，他又将出发前往南极长城站。只是这次与过去不一样，作为一名“越冬”人员，他这次将坐飞机前往，加入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过去坐船航行前往，都是去‘度夏’，那是南极气候最‘宜人’的时候。而我接下来，要在南极度过一年的时间，也是第一次在南极过冬，感受南极冬季的苦寒。”

　　这次，傅炳伟的岗位，也不再是曾经的“雪龙号”水手长，而是一名后勤设备维护人员。

　　30个春秋，傅炳伟将回到第一次踏上南极的地点，回到参与建设的长城站内，犹如去探望一位认识了30年的老朋友。

　　对于最初的问题，傅炳伟的答案很明确。

　　“大海的另一头，是那片常年冰雪覆盖的白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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