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致船员幸福指数下降

　　疫情暴发后，船员幸福指数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依次是上岸假期、家庭联系、身体健康和工作负荷四个方面，其中上岸假期的幸福指数下降7.57%。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IMO)最新统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全球尚有40万名船员滞留在海上，精神和体力上的压力陡增;另外还有40万名船员在岸上无法正常接班而影响家庭收入。除此而外，根据防疫需要，全球各港口都对船员的下地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包括船员换班不便在内的因素都对船员的幸福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船员幸福指数(Seafarers Happiness Index)由国际船员慈善组织——“船员使团”(Mission to Seafarers)按季度发布，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就包括总体感受、工作负荷、上岸假期、船上饮食和福利设施等在内的10个类别收集船员幸福感受，并以此作为衡量船员幸福感的工具，为业界提供进一步了解船员情况的量化参考。

　　船员幸福指数的真实性直接取决于船员参与调查问卷人数的多少，也受不同地区、船型、年龄和性别的船员参与程度不同的间接影响。尽管存在些许的起伏变化，但总体上而言，随着越来越多的船员参与该调查，得到的数据会更加接近真实水平。

　　根据2019年各季度公布的船员幸福指数报告，可以得知2019年每期参与调查的船员在2000人以上(目前全球船员总数约120万人)。2020年前三季度，全球疫情蔓延导致样本减少。

　　为了降低取样覆盖率可能导致的误差，笔者对7期报告中的相关数据按疫情暴发前后予以分组，并将两组数据累加取平均值。

　　从对比中可以清晰看出，疫情前后船员幸福指数发生了明显变化。参与调查的船员对于调查的10个问题的回答，不论是总体感受还是其他9个单项问题，都显示船员幸福指数的下降。

　　在这10个问题之中， 按下降比例，疫情暴发前后变化最大的依次是上岸假期、家庭联系、身体健康和工作负荷，而变动最小的依次是船上互动、船上饮食和总体感受。

　　该情况与2020年一季度发布的疫情特别版船员幸福指数报告中的分析基本一致。在该报告中，仅对关系船员生活的三个方面——工作负荷、船上互动和上岸假期进行了重点分析。随着第二波疫情的发展，“船员使团”在2020年三季度的船员幸福指数报告中，同样仅对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这充分说明疫情对于船员幸福指数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这也是船员最关切的三个方面。

　　疫情影响的主要方面

　　结合笔者的统计以及“船员使团”的关注重点，下面对上岸假期、工作负荷、船上互动三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上岸假期

　　自疫情暴发以来，为防止人员之间的相互感染，各国政府为限制疫情扩散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许多港口国对当地港口实施了特别法令，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港口禁止船员换班或者设置了严格的隔离条件。船员非正常换班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导致更长的在船时间。在船船员针对上岸假期的幸福指数下降7.57%，超过合同期在船工作的船员，可能达到了心理和身体的极限。受制于靠泊港口的限制，或者担心自身受到感染，在船船员没有机会上岸使用船员俱乐部、购买生活物品;由于缺乏合适的换班条件，超期服役，长时间缺乏与家庭的直接接触。也因为如此，上岸假期幸福指数的下降也间接导致船员在其他方面，如在家庭联系、福利设施等方面幸福指数的直接下降。另外，还存在部分船员纠结是否上岸休息的情况(因为担心上岸可能会被感染到新冠肺炎病毒)。

　　二是导致更长的在岸时间。疫情期间，在船船员无法下船，在岸船员无法上船履职。由于大多数航运企业仅仅在船员在船期间支付其正常薪酬(船员的带薪上岸假期较为有限)，长时间不能上船工作，超出带薪上岸假期，直接导致在岸船员收入的减少，甚至是无收入进项，从而形成较大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对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船员，一个人的收入养活着偌大的家庭，一旦不能上船工作，家庭收入急剧减少，对船员的精神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这些船员无法上船工作，已然成为了疫情中被遗忘的受害者，这一点在邮轮船员身上表现更是突出。

　　三是导致船员适任考试频次减少。尽管目前IMO和相关备忘录地区及船旗国当局都针对在船船员证书的有效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展，避免了在船船员由于不能正常上岸获取有效证书的问题，但对于船员适任考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由于疫情的原因，船员适任考试频次减少了很多，不能满足正常的船员发展晋升需求。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参加考试所需要的书籍资料、培训课程等的获得相对困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船员的正常发展。

　　工作负荷

　　“My job feels overloaded, with tasks passed to me constantly.”这是来自2020年三季度船员幸福指数报告中的一句原文，其意思是：随着任务不断传递到我这里，感觉到我在超负荷工作。疲惫、压力和劳累，是参与调查的船员的普遍感受。

　　一方面，船员由于缺乏正常换班的机会，超期服役导致身心疲惫和不满;另一方面，目前在船的具体工作时间也被延长，频繁的港口靠离、书面工作和检查，部分船员每天需要工作12小时，每周7天，导致在船休息时间较之前大幅度缩水。休息时间缩短，船员自行开展活动或锻炼的机会减少，导致船员在身体健康方面的幸福指数也直接下降。

　　船上互动

　　首先，船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船员之间的社交活动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国际航行船舶，特别是配备多国籍船员的船舶，就是一个小型国际社会，中间也充斥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者骚扰和欺凌等情况。每个船员在不同的时期和船舶上的任职都会有不同的体验，这些问题在疫情期间表现得更加突出。

　　其次，普通船员与船长及其他高级船员间时有冲突。调查结果显示，很多普通船员对于船长和高级船员布置的工作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认真考虑实际情况而布置了过量的工作，导致工作时间延长。某些船员甚至表示，我在船上从未如此辛苦并如此长时间工作过!

　　另外，疫情期间穿戴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以及船上社交距离的保持，如单独就餐等，导致在船船员之间缺乏近距离的直接交流，从而影响了在船船员的凝聚力并增强了个体船员的孤立感。在船船员凝聚力下降，影响到船舶的正常安全运行，并存在着事故频发的风险。

　　总结和建议

　　2020年三季度船员幸福指数报告显示，面对疫情，船员们前景依然黯淡，虽然该季度的船员幸福平均指数从6.18升至6.35，但船员幸福平均指数未反映季度中的重大波动：季度初，随着全球疫情得以控制，希望重新燃起。特别国界的重新开放以及解决船员换班危机的希望越来越大，船员反响越来越积极。但随着第二波疫情的到来，船员们先前抱有的希望又破灭了。难怪一位船员说“疫情期间的生活真是地狱”，从而引发了众多船员的共鸣。

　　为进一步提升船员的幸福指数，进而提升海上安全水平，确保全球供应链的有效运行，笔者建议如下：

　　认同船员的“关键工作人员”地位并提供支持

　　船员幸福指数报告再次表明，疫情导致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成本，船员正是保持全球贸易流通的“关键工作人员”。所有关心船员的人都必须立即、更快地采取行动，以便向船员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和救济，并制定长期的行动计划。特别是重点关注船员换班问题，在疫情可控和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提供换班的便利条件，优化换班程序和流程。

　　船员幸福指数报告指出，各国政府在承认和支持船员方面的领导能力有所欠缺。人们需要开始倾听船员的声音，并敦促政府向船员开放国界，并作为紧急事项确认其“关键工作人员”的身份，享受这方面的特殊待遇。

　　提供在线政策支持和心理疏导

　　船员在船舶这个特殊的空间中工作，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在疫情期间显得更加突出。根据调查，疫情期间，船员的自杀倾向有所增加。为了有效引导船员心理健康发展，行业组织或者主管机关应提供到船或者在线的心理疏导，避免其情绪崩溃，产生极端化的自杀或者危害自身、他人及船舶安全的情形发生。

　　随着疫情的发展，各国或港口的政策可能随时调整。主管机关或者港口当局应及时对外公布相关政策，例如船员换班、遣返和医疗等方面的内容，以便船员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而不延误计划中的换班。为进一步协调这方面的工作，IMO在2020年10月21日针对东非和南非地区实施了在线研讨会，并就船员换班、遣返、情绪控制和精神健康方面进行了探讨，以希望进一步提升船员的幸福感。

　　动员更多船员参与调查问卷

　　船员幸福指数报告是每季度进行一次的海上活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的“晴雨表”。通过在线调查，可以获取船员在船的真实感受。根据样本有效性原则，参与调查的船员数量越多，获得的最终结果越接近实际。通过船员幸福指数报告可以看出，疫情期间参与调查的船员由疫情前的2000多人骤减至数百人，这与全球超过120万船员的数量极不匹配。

　　更加广泛的参与，更真实的数据，将会更有说服力，帮助行业和政府组织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为船员发展提供更加良性的政策环境，从而促进船员的安全健康发展。

　　来源：航运交易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