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进轮”舟山获救背后：国际航运船员“下船难”困局

　　“弘进轮”是一艘巴拿马籍货船，20名船员均为中国人。7月30日，他们从菲律宾装煤后运往国内，并计划在8月3日前后抵达目的港江苏南通如皋。然而自驶离菲律宾当天，船上陆续有13人出现发烧、浑身无力、呕吐等症状。

　　在到达中国海域后，由于“弘进轮”无法进入目的港，他们不得不滞留在舟山海域。在船员发布求助视频后，8月8日，舟山市相关部门启动紧急救助程序，并在次日登船为船员进行核酸检测，16名船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根据舟山市疾控通报，由于“弘进轮”还载有4.2万吨的煤炭，在锚地锚泊需要一定数量的船员在船值守。综合考量后，先安排11名病情较重的阳性船员转送定点医疗机构作进一步诊治。其他9名船员继续在船，待船员管理公司后续换班船员到岗后轮换。

　　在航运界人士看来，弘进轮在被困几天后就能获救、短期内实现人员顺利下船，在疫情肆虐的当下，这就是“最好的结局”，是一个“罕有的成功案例”。

　　与之相对照的，是国际航运的船员难下船、难换班的问题，从疫情开始后存在至今。

　　作为一艘巴拿马籍货轮的最低配备，弘进轮此次需要至少招聘共计16名海员接替工作，但由于20名船员16名核酸检测阳性的消息在航运圈里人人皆知，在船舶管理方发出招聘广告后，应者寥寥，弘进轮船员证实，目前船方开出高价招聘新船员。8月11日，弘进轮的船管方、天津跨洋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已招到十五六名船员，正在待命。

　　弘进轮不是第一艘被困住的船。300公里外的东悦轮(EASTERN DELIGHT)正在求助。

　　东悦轮是利比里亚籍，轮上19名船员中12人是中国籍。包括二副刘腾在内的5名中国船员，原计划要在某港口下船换员。“船东和船员公司都同意，但被船舶代理告知该港口目前无法安排船员休假。”东悦轮发出的求助信里称，咨询多家当地船舶代理寻求换班方案，“均因疫情期间手续无法办理为由遭到拒绝。”

　　刘腾的船员已经开始出现失眠的状况。长期在船无法上岸带来的焦虑，以及不知道期限的“水牢”带来的压力，让他们感觉煎熬。8月13日，东悦轮获得确定消息，船上的5名船员可以在南通港下船换班。

　　困局中，港口方直接成为船员的对立面。

　　“是真的，现在(大部分港口)不让外轮船员下船。”某国企码头生产作业负责人王天平和舟山港某码头生产作业管理人员郑泛都明确承认这个现象的存在。王天平说，内贸轮船的管理相对比较宽松，船员只要持有检测报告等港口当地政府要求的手续，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可以办理换员手续，但外轮基本不允许上下人员。

　　疫情下船员换班手续的繁琐也让港口一方感觉头疼。2020年五月左右，王天平所在的码头有且仅有一次允许外轮在此换员。王天平说，硬着头皮办这件事是因为当时船舶上的“特殊情况”，“船员已经在船上呆了一年没有下过地，船公司反馈说心理都出了问题，开始有暴力倾向。船已经靠岸，他们在船上出事我们也要担责任。”

　　国内某大型港口船舶代理公司工作人员说，疫情前，换员是极普通平常的操作，没有任何难度可言，基本按流程打报告即可，疫情后，换员难度大幅度提升，“难归难，最后还是能走下来。只是时间流程被拉很长，基本上船到锚地前半个月就得跟我们敲定，然后发文件过来，审批流程至少一周。”

　　采访中，多名外轮船长和船舶代理表示，上海、青岛等大型港口，成功换员的可能性较高。“小一些的港口，有些没有换员的能力，比如没有完全隔离的条件。”

　　关于船员轮换的问题，国家六部委曾在2020年4月出台过一份《关于精准做好国际航行船舶船员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就中国籍船员换班问题提出要求：国际航行船舶入境后，计划换班下船的中国籍船员经海关检疫无异常且核酸检测阴性后，自船舶驶离上一港口满14天、健康记录显示连续14天及以上正常的，在办理换班入境手续后，港口所在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便利。

　　但在现实执行中，大部分船员甚至走不到“海关检疫”的步骤。“约束性文件没有强制效力，在疫情压倒一切的情况下，最后决定权还是在地方政府和港口手里，造成现状的原因就是相关方不敢担责任，‘一刀切’。”采访中，多名船长这样认为。

　　山东交通学院国际商学院陈超教授认为，要解决现状，需要出台能落地执行的管理细则，以及加强边防防疫功能。作为港口方管理人员，王天平也在这场困局中觉得困惑和两难，“这不是某个公司或者码头造成的，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它，换班的程序和方式应该有个统一的规范。把要求固定下来。”

　　多位航运界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航运界在等待一个疫情期间外轮船员下船的标准程序，即使它可能复杂，但“好过没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念安、王天平、郑泛为化名)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