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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海员——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导语: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海事微信平台搜集真实史料,通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海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海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海事记忆》三幅篇章再现中国海员(船员)及海事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痕迹。
让我们缅怀历史,珍惜今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是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轴心国(及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盟国商船队在大西洋战役中的胜利
大西洋战役是1939年至1945年间,盟军为保护途经大西洋海域海上交通线而与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发生的一系列战斗的总称。其战略目标在于突破德、意军队在大西洋海域设置的海上封锁,将主要来自北美地区的运输船队护送至英国及苏联。
二战盟国大西洋线运输
借助于盟军运输船队源源不断的补给,盟军在英国累积了充足的战略物资,为其后的诺曼底登陆及盟军第二战场的开辟乃至最终战胜纳粹德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航行于大西洋海域的盟国运输船队
(拍摄于英国皇家空军护航飞机,1943年)
然而,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了切断盟军的供给,德军派遣了大批潜艇到大西洋、东非等海域袭击盟军的军舰和运输船队。从1939年至1945年,约3600多艘盟国商船(合计约1450总吨)被击沉,约72200名盟国商船船员和盟军海军军人献出了生命。
被德军潜艇鱼雷击中的商船之一
中国海员的牺牲与贡献
在二战的欧洲海上运输的战场中,数万名中国海员服务于盟军商船上,在浩瀚的大洋上与法西斯搏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反对种族歧视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用生命保卫了“海上生命线”的畅通,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有数千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事迹为国际社会所赞佩,并受到多个盟国政府的表扬和嘉奖。
二战商船船队海报(商船船队是二战期我们牢不可破的生命线)
中国海员的伤亡情况包括:
1940年12月7日,挪威商船“海特格”号(HaiTurg)在从曼谷航行新加坡途中,被日本军舰击沉,船上44名中国海员,全部遇难。
1940年12月12日,“Hydra II”号在马尼拉附近被日本鱼雷击中,船上44名中国海员,仅6人被瑞典商船“哥伦比亚”号(Colombia)救起,38人遇难。
1941年2月23日,荷兰商船“格洛可可”号(Grookekerk)在从新西兰到美国途中被德国潜艇U-123击沉,船上34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
1943年3月,在二战期间的英国商船上,中国海员的伤亡人数为:死亡831名,失踪254人,还有268人被俘,合计1353人。
1943年9月,美国将两艘自由轮送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将这两艘船分别命名为“中山”号和“中正”号,划归中国邮船公司(China Mail Steamship Co.)所有,船上除船长和轮机长以外,大部分从国内船员中选拔到海外服务。其中“中正”号,在从印度装运8350吨钛铁矿石运往美国的途中,在13°00'N, 54°20'E附近被德国U-188潜艇击沉,船上共有人员71人,其中11名美国高级船员,4名中国高级船员,29名中国低级船员,还有27名美国士兵。死亡20人,大部分是中国船员,另外51人被英国货船营救。“中正”号也是二战期间唯一一艘被德国潜艇击沉的中国籍商船。
根据统计,被德国U型潜艇击沉的各国商船上,死亡的中国海员有具体名单的为1256人。他们死亡时平均年龄是35岁,因当时档案管理落后,还有很多阵亡的中国海员没被写在名单中。二战结束后,根据中国驻利物浦领事罗孝建统计,中国海员的死亡人数达10%,大约为2000多人。
海员参加战斗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战事而滞留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海员有2000人之多。当时,中国与澳洲是盟国,这些有技术又大多会英语的中国海员,经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馆与澳大利亚战时政府协商同意,编入澳军劳工营,直接参与反法西斯战争。
其中最重要的一批中国海员,来自英商太古轮船有限公司 “安顺”号(Anshun)、“重庆”号(Chungking)、“汉阳”号(Hanyang)、“鄱阳”号(Poyang)、“岳州”号(Yochow)、“云南”号(Yunnan)六艘轮船,人数大约500名左右。英美对日宣战后,为了躲避战火,太古轮船有限公司将船开到澳大利亚。这些中国海员滞留在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
1942年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澳大利亚军事当局征召,编为澳军中国海员劳工营第7连。其余的人,除了因身体状况不适合工作之外,则被分派到其它地方,包括被派到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武装商船队中工作。中国海员劳工营第7连先在西澳洲的福瑞门陀(Frementle)港口,为美军修理军舰。1943年前后,他们就被全部转到布里斯本班(Brisbane),在美军设在布里斯班河靠近出海口的伯林坝(Bulimba)船坞工作,负责为美军修船和建造登陆艇,为保证海上运输起到重要作用。
运输船中的生活。水彩画,1943年
2006年1月23日正午,英国西海岸著名港口——利物浦码头,近百人迎着寒冷的海风等待着一个迟来了半个多世纪但却意义深远的时刻——中国海员纪念碑落成。庄重醒目的中国海员纪念碑镶嵌在面向大西洋海岸的石墙上,不远的地方就是当年雇佣中国海员的霍尔特船运公司所在地——印度楼,它见证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和平
崭新的黑色大理石纪念匾上篆刻着中英文烫金字:“仅以此匾献给曾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服务于这个国家的中国商船海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献出生命的人们——请接受我们的感谢;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被要求离开的人们——他们不得不离去,在这个国家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永远也不知道丈夫下落的妻子们,还有那些从未见过父亲的孩子们。让我们记住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让历史不要重演。”
讲述一个尘封60年的故事
利物浦是英国的重要港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有2万多名在英国商船上工作的中国海员在这里落脚。他们有的来自中国的上海、宁波、香港,有的来自新加坡、马来亚。
二战爆发以后,这些英国商船往来于大西洋重要港口之间,是英国食品等战略物资供应的生命线。当时大西洋航线受到德国海军的严密监视和打击,许多商船被炸沉在大西洋,许多中国海员牺牲。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中国海员无法回家,一些能讲英语的海员与当地的女子成了家,有了孩子。
但是当战争结束后,英国内政部却作出决定,将中国海员送回中国,包括那些已经生儿育女的海员。准许留下的人数不得超过战前的约300人。据内政部的档案记载,1946年3月23日,一次遣送800人,其中231人是被围捕的。
60年后揭露真相
寻亲活动的组织者伊冯娜·福利说,她的父亲是来自上海的中国海员,是商船上的轮机员,母亲是法国人,他们在利物浦相识并结婚。1946年,母亲在另一座城市生下她后不久就突然失去了与父亲的联系。母亲赶回利物浦家中,发现家里被搜查过,父亲的所有证件都不见了。她直到9岁才从母亲偶尔的片语中得知,她的父亲来自上海,也许还活着。她的名字伊冯娜是父亲取的。
玛丽·琼斯说,她的母亲是英国曼城人,父亲也来自上海。她2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失踪了,留下母亲和3个孩子。战后,孤儿寡母的生活过得很艰难,刚出生的孩子很快死了,母亲痛不欲生,企图自杀。改嫁以后,母亲从不提父亲,直到70年代去世前,才把这个心底的疑问告诉玛丽。
这些突然失去丈夫的妻子们绝大多数被蒙在鼓里,以为丈夫抛弃了他们,承受着生活的艰辛与心灵的伤痛,直到去世都绝少与孩子提及或索性闭口不谈他们的父亲。
2005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第四电台播出一部广播纪录片,披露出二战后,英国政府将为英国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中国海员强行遣送回中国的情况:在内政部作出遣返决定后,由英国特别警察部门监督,利物浦警察在港口地区多次突然袭击,逮捕大批中国海员,并迅速强行将他们遣送回中国。从被警方扣押到被送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前后往往不会超过48小时。BBC的报道说,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这一历史污点直到最近几年才在一些中国海员子女的追踪下得到曝光,很多中国海员的子女由此才得知,他们的父亲并没有抛弃他们,而是被迫离开了英国。
澄清历史为了面向未来
利物浦市长阿兰·迪恩在仪式上说,我们早就应该为这样一个纪念匾揭幕,我为中国海员在世界大战中所发挥的作用终于得到承认而高兴。今天的仪式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机会,感谢那些为我们国家做出最后牺牲和失去了生命的人。利物浦的中国社区要求市议会树立两块纪念匾,第二块将于今年8月放在中国城。
随后,市长亲自在市政厅为中国海员家属举行了招待会。韦尔·加斯克尔和林英生也是中国海员的孩子,他们一家三代都来了,像过节一样庆祝这个日子。而伊冯娜·福利和芭芭拉则泪流满面久久地拥抱在一起。林英生激动地说,他们父辈的历史地位终于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承认。
伊冯娜告诉记者,2005年4月,中国海员子女组成了“浦之龙”组织。“龙”代表中国,“浦”有利物浦和海船泊岸双重含义。她说,今天揭幕这个纪念匾,不是为了责备谁,事情已经过去60年,当事人基本都不在世了。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澄清一段历史,给它应有的地位,让我们和后代都明白并记住我们的父辈是中国人,是曾经为英国、为利物浦作过贡献的中国人。虽然由于父亲的离去,我们没有接受过中国文化的教育,但我们有中国的血脉。今天的利物浦早已和上海结为友好城市,我们希望能为加强这种联系做些事。
虽然战争的硝烟已经离我们很远,但铭记历史是为了避免战争的重演。人类希望和平、自由、平等,并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